流也。当年刘备弃樊城，“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，使会江陵”，要走的便是这条水道。后来关羽伐曹仁，水军浩荡，亦是逆行此水道。

如今夏潦甫过，秋水正沛，此天赐我等还荆之资！

且王爷起兵，本以蛮动为辞。

虽开衅诸蛮，致彼怀怨，然诸蛮之间，亦各有隙。

我曾奉使入蛮，会其酋长，周旋颇洽，知其心意。

若由我说和，再假朝廷招抚之名，经略荆蛮，则汶阳、永宁、宜都三大部，必愿为我应！

我回师入荆，合三部之众，耀兵蛮中，宣以威德，慑服其余，指顾之间耳！

既能为我们自己建功，又能为王爷赎罪。比于取雍州，易利岂止十倍？转败为功，莫过于此！

至于其他，有我周旋。富贵不敢妄许，不过我一保诸位家小无恙，二保诸位官职家产不动，不被朝廷追罪——”

他停了停，缓缓扫视众将：

“只是不知，诸位信不信我？”

当下立功之道，无外三条——

一平叛，二伐魏，三服蛮。

前两条路最易想到也最易翻车。平叛是回头打巴东王，王扬如果信心爆棚，自然也可以这么做。但用巴东王的兵马打巴东王，风险是相当高的，很容易激发将士的抵触心理，并且自己也可能背上“背主不义”的坏名。

以此时的观念，即便是兴叛作逆，也有君臣名分相系。你改辙易帜，反旗为正，这是一回事；但倒转刀枪，回击主公。又是另一回事。

故而刘宋时竺超民跟着王爷刘义宣造反，失败后竺超民送王爷出城跑路，但王爷养尊处优不能跑，竺超民过了一夜，这才收王爷入狱，向朝廷投降。后来朝廷议罪，竺超民谋逆当死，尚书令争之：

“贼既遁走，一夫可擒。若超民反覆昧利，即当取之，非唯免愆，亦可要不义之赏。”

意思就是刘义宣当时一个人轻松就能抓。如果竺超民是反复贪利的小人，直接把刘义宣抓了邀赏多好！没必要放他跑路。

注意，此时刘义宣是无可争议的叛臣，为天子擒叛献忠，本合大义，但朝堂上，仍称之“不义之赏”，可见当时观念。

所以王扬可以反正，可以立功，甚至可以像竺超民一样，在仁至义尽的情况下，迫不得已抓小巴，但就是不能直接捅小巴一刀，否则就是不义。

而与不义相对的北伐魏人看似是大义，实则暗藏祸患。

一则北朝强悍，不谋定后动，孤军轻出，胜负难料。

二则北伐是全局之事，朝廷大政所在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擅自动兵，即便胜了也可能大难临头，一个“擅启边衅”的罪名就够所有人喝一壶的了。这既不符合王扬心中的北伐方略，也不合朝廷目前与北朝通使交聘、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。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打仗打出祸事的例子，很多不是用兵上不够老道，而是政治上失于幼稚。

三则人情畏难喜易，避险求安。众将因荆州丢失，本就震骇疑惧，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命他们穿过边州，越境入北，与胡马争死，十个里得有九个发怵。

但要说回家镇蛮子——

并且还有三大部蛮兵相助！（感谢王军司！！！）

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！

而除了王扬的方案选得直贯人心之外，王扬的身份声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如果换成李敬轩，他说能保大家官职性命，说能和三大部谈好，那屁用不当。

薛绍说这话好歹能比李敬轩强点，但也强不到哪去。

可王扬不一样。

凭他的人才门第，凭他在荆州的分量，凭他和方方面面的关系，包括和王揖的关系，他说这些哪一样是全然没谱的？他说能保，还真就可能能保！

全军上下，能和朝廷说得上话的，除了他琅琊王氏，还能有谁？

更不用说王扬一路带兵积攒的威信！琅琊公子本事高，白衣坐在船头梢！别说巴东王太远，不方便问方略。就算问了，又能给出什么方略来？

今琅琊公子在此，岂有舍高就低之理？！

众将虽然大多意动，但或被连接变故冲得心神不定；或想看其他人的意思，不敢先行出声。

在尚未有人做出反应之时，李载福挺身按刀，红着脸，大声道：

“事已至此，除军司外，谁能活我等？！

今日之事，祸福一体，但唯军司所命！”

张国抢先下拜，朗声道：

“不错！但唯军司所命！”

李涛紧随其后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