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而刘宋时竺超民跟着王爷刘义宣造反，失败后竺超民送王爷出城跑路，但王爷养尊处优不能跑，竺超民过了一夜，这才收王爷入狱，向朝廷投降。后来朝廷议罪，竺超民谋逆当死，尚书令争之：

“贼既遁走，一夫可擒。若超民反覆昧利，即当取之，非唯免愆，亦可要不义之赏。”

意思就是刘义宣当时一个人轻松就能抓。如果竺超民是反复贪利的小人，直接把刘义宣抓了邀赏多好！没必要放他跑路。

注意，此时刘义宣是无可争议的叛臣，为天子擒叛献忠，本合大义，但朝堂上，仍称之“不义之赏”，可见当时观念。

所以王扬可以反正，可以立功，甚至可以像竺超民一样，在仁至义尽的情况下，迫不得已抓小巴，但就是不能直接捅小巴一刀，否则就是不义。

而与不义相对的北伐魏人看似是大义，实则暗藏祸患。

一则北朝强悍，不谋定后动，孤军轻出，胜负难料。

二则北伐是全局之事，朝廷大政所在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擅自动兵，即便胜了也可能大难临头，一个“擅启边衅”的罪名就够所有人喝一壶的了。这既不符合王扬心中的北伐方略，也不合朝廷目前与北朝通使交聘、休养生息的大政方针。中外历史上从来不乏打仗打出祸事的例子，很多不是用兵上不够老道，而是政治上失于幼稚。

三则人情畏难喜易，避险求安。众将因荆州丢失，本就震骇疑惧，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命他们穿过边州，越境入北，与胡马争死，十个里得有九个发怵。

但要说回家镇蛮子——

并且还有三大部蛮兵相助！（感谢王军司！！！）

那不是手到擒来吗？！

而除了王扬的方案选得直贯人心之外，王扬的身份声名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

如果换成李敬轩，他说能保大家官职性命，说能和三大部谈好，那屁用不当。

薛绍说这话好歹能比李敬轩强点，但也强不到哪去。

可王扬不一样。

凭他的人才门第，凭他在荆州的分量，凭他和方方面面的关系，包括和王揖的关系，他说这些哪一样是全然没谱的？他说能保，还真就可能能保！

全军上下，能和朝廷说得上话的，除了他琅琊王氏，还能有谁？

更不用说王扬一路带兵积攒的威信！琅琊公子本事高，白衣坐在船头梢！别说巴东王太远，不方便问方略。就算问了，又能给出什么方略来？

今琅琊公子在此，岂有舍高就低之理？！

众将虽然大多意动，但或被连接变故冲得心神不定；或想看其他人的意思，不敢先行出声。

在尚未有人做出反应之时，李载福挺身按刀，红着脸，大声道：

“事已至此，除军司外，谁能活我等？！

今日之事，祸福一体，但唯军司所命！”

张国抢先下拜，朗声道：

“不错！但唯军司所命！”

李涛紧随其后：

“但唯军司所命！”

何南青、杨福、周猛等纷纷跟进，很快满帐俯首，声音汇成一片，震得帐幕嗡颤：

“但唯军司所命！！！”

_l

诸将早就听过荆州出事的传，但始终不敢信，此刻听王扬亲口说出，再无侥幸！只觉脚下一空，如坠冰窟！

完了完了！全完了！

王扬任由众人乱了一阵，方才抬手示意止声，继续说道：

“此事薛绍早已知晓，却隐瞒不报，还假传王令，逼我进兵。荆州乃我军根本，如今根本已失，取雍何益？我拒不相从。薛绍便勾结我身边六卫行刺于我，欲夺军自代——”

王扬一拍手，两名甲士提着一个血淋淋的麻袋进来，麻袋一倒地，七颗人头滚出。面目狰狞，血尚未干。

众将骇然失色！

王扬声音愈发平静：

“这七人我已经杀了。至于下面怎么办，事关我等前途生死，所以邀诸位共议。

如今有两条路可以选。第一条路，继续停驻浐口，同时报信于王，请示方略。

只是荆州已失，形势危如累卵。信使一往一还，时滞生变。一旦留郢大军瓦解，我等孤悬汉水，举目皆外敌，四海传叛名，家小在彼，穷途在此，进必为虏，退不免诛。届时为之奈何？

第二条路就是回荆州。

我们如今虽然在汉水，但不需掉头，也能回荆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浐口，再往前行，就是扬口，由扬口可从扬水西入荆州，此汉水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