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据典，把正统警察理论从制度、组织、职能、人事等方面阐释得是头头是道，一个劲驳斥政治警察论“低俗、浅薄、支离破碎、强词夺理”。他说的话句句在理，处处直指戴笠的弊病，任何人看了都会觉得他的意见十分正确，符合警察教育理论的发展规律和世界潮流。李士珍自己也以为，第三回合他会争得一个开门红。

但是狡猾的戴笠并没有在理论上和他纠缠下去。他派人收集校刊和李士珍抨击军统的大量论，整理成情报递送到蒋介石面前。他就一副委屈无奈的模样在一旁诉苦道：“校长，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当面坦诚地沟通，可是李士珍不顾大体，同室操戈，把内部矛盾公开化，扩大化，这在外人看来，会对校长作何看法？会对党国作何看法？李士珍完全是不顾党国利益，徒然给外人制造笑柄。此人居心何在，校长明察啊。”

这一番话果然触动了蒋介石。他私下找来李士珍，对他训斥了一番，李士珍自知理亏，有口难辩，无奈地承认自己输掉了第三回合。

戴笠乘胜追击，他借浙江警校并入中央警校的机会，让浙江警校的全部教职工办理了集体加入特务处的手续，除留下少数人外，全部造册加入中央警校，使得这部分人在中央警校内抱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力量。他们滚雪球一般地不断壮大发展，很快掌握了中央警校的基层权力，再通过“民主”的选举和戴笠的推荐，使得特务处大特务郑锡麟和陈玉辉进入了中层，一个担任政训处长，一个担任总队长。他们犹如釜底抽薪一般，将教育长的职务架空。李士珍想要争权，无奈基础力量敌不过特务处雄厚，被挡在了门外。

李士珍所能做的只有依靠系的援手。他大力帮助系特务组织充实力量，安排自己的学生和朋友进入系工作，对抗戴笠。无奈这样的边缘的活动总是比不过戴笠直接核心的运动更有效果。他所分得的蛋糕越来越小。

而因为蒋介石的分化制约策略，戴笠也没有能有效地完全控制警察系统，但是他却通过各种手段，安插了不少军统的人在警察局任职，比如警察总署的唐纵，以及首都警察厅厅长、上海警察局局长、北平警察局局长，以及一些省的警务处长，也经常为军统的人所把持。有些大城市警察局局长虽然不是直接由军统的人担任，但也为戴笠所控制，如成都、兰州、西安、郑州、洛阳、贵阳、昆明、迪化（乌鲁木齐）等，其原因是戴笠控制了内政部警政司，便于安插军统的人到这些地方和部门任职。他还很有远见地安排赵龙文、刘裕坤等亲信特务到国外参观警政建设，留学“镀金”，为自己能够挤走李士珍做人才上的储备。

机会到了，1936年，内政部警政司司长的位置空了出来。李士珍想要谋取这个位置，却舍不得中央警校教育长这块肥差。戴笠立刻举荐了刘裕坤，一举获准。到此，全国的警政工作大权终于被抓在了戴笠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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