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就是说，在明初的时候，皇帝还是说话算话的，插手科举制还能成功。

越到后期，皇帝的话就越不管用。

文臣对科举的把控更加深入。

到了如今，可以这么说，科举是文官系统自治的堡垒，皇权仅能在边缘调整。

因此，袁可立斟酌片刻，还是说道：“臣闻圣王制法，必因时势。今《天鉴》之录，诚如明镜悬堂，然骤改取士之制，恐失天下士子之心。昔孝庙欲增《大学衍义》，刘文靖以'祖宗成法不可轻改'谏止；神宗推《四书直解》，官劾以'私乱公义'而罢。非不欲清吏治，实恐矫枉过甚，反伤国本。”

陛下，你疑似有些太激进了。

而朱由校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诘问道：“卿不见嘉靖朝严氏父子乎？门生故吏遍天下，罪状昭昭而无人敢劾！”

“陛下明鉴！”

袁可立见皇帝铁了心，苍声愈急：“永乐颁《五经大全》在开国鼎新之际，今承平二百五十年，士林根系深固。若强令童子诵《天鉴》，犹使新苗灌以沸汤；令进士引为绳墨，必致铨选尽成党争。伏望缓图之，先颁州县以警墨吏。”

“迂腐！”

朱由校皱眉，若他连袁可立都说不过，如何说动天下人，然后插手科举？

皇帝厉声驳斥道：“朕闻宋时包孝肃铸贪泉碑，未闻士子因此不完)_c